
乾隆扮作书生去考状元,主考官嫌他字丑丢卷子。刘墉捡起一看:大人,这字是御笔,您的乌纱帽保不住了。
清代科场向来把书法看得极重,乾隆朝尤甚。读卷官评卷,落笔先看字,字不入眼,文章再好也难逃废卷的命运。
乾隆本人极推崇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风格,受他影响,朝野书风逐渐转趋丰圆秀润。凡殿试呈至御前的前十名卷册,最终名次如何,皇帝的书法喜好往往能一锤定音。文章的优劣,倒真成了次要的事。
偏偏这回,卷子的主人不是寒窗苦读的士子,而是乾隆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本人。
乾隆的字有辨识度,带着批奏折养出来的一股气势,规整里透着主观,不属于考场那种清秀工整的路数。主考官扫了一眼,觉得不合规矩,顺手就丢进了废卷堆。
这一丢,差点要了乾隆脸面,也差点要了自己的命。
刘墉捡起那张卷子时,手里估计抖了一下。
刘墉这个人,乾隆十六年(1751年)中进士,入翰林院,长期在内阁处理奏章,见过乾隆无数手迹。那一笔一划,旁人或许认不出,刘墉却是熟得很。
他当年就是靠着这份敏锐和稳重,才在宦海里活下来的。而他能活下来,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处置军务失当,被乾隆帝以"办事失宜"之名革职下狱,刘墉也随之夺官系狱,父子二人同时身陷囹圄。
所幸乾隆并未将事做绝,刘统勋获重新起用,刘墉亦得赦免,出任安徽学政。这一劫,算是过去了。
可没几年,第二道坎又来了。
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刘墉升任太原知府,任内下属侵吞国库银两,刘墉被牵连问罪,判斩监候,这已经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级别。次年才由乾隆出面赦免,得以回京。
"置之死地而后生"这话,刘墉是真正体验过的。
两度濒临绝境,两度靠着皇帝格外开恩才得以全身。这样的经历,不会让人变得莽撞,只会让人变得极为审慎。
所以刘墉捡起那张卷子,没有大喊大叫,没有当众宣扬,而是走到主考官跟前,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:"大人,这字是御笔……"
主考官脸上的血色退得很快。
被弃卷这件事,乾隆知道不知道?后来怎么处置的?史书没有留下正面记载,民间却把这个故事传了很久。
倒不是因为结局有多戏剧,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能说明问题,一套以书法论才学的制度,连皇帝自己都过不了关,那筛下去的究竟是不合格的人,还是不合格的标准?
乾隆九年(1744年),朝廷曾有过一次关于科举存废的正式廷议。起因是顺天乡试爆出舞弊案,时任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,直言科举"已非为官择人之良法",建议废除。
大学士鄂尔泰随即反驳,说的话很直白:八股有没有用他心里清楚,但把天下士人的精力全引到功名考试上,让读书人无暇他顾,"其术莫善于此"。
乾隆支持了鄂尔泰的意见。
制度就这样保了下来,不是因为它能选出真才,而是因为它能稳住人心。
此后乾隆在位期间,恩科乡试举行了八次,恩科会试举行了七次,录取名额一再扩大,动机从未是提升质量,而是维持士人对朝廷的归属感。
正因如此,一个靠书法定高下的科场,才能堂而皇之地运转数十年,没有人从根本上动摇它。那张被丢进废卷堆的卷子,不过是这套逻辑的一次偶然显形。
刘墉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,书法被时人称为"黑刘墉",遒劲有力,自成一格。
他识得御笔,救了主考官,这是史书边缘的一段野史。但他两度获罪、两度生还、最终仍能位居高位,这才是藏在正史里更值得细读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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